科學詩人侯祿布

　⊙王寶貫　

您聽過捷克音樂家史美塔那（Bedrich Smetana）著名的交響詩「我的祖國」嗎？其中最為膾炙人口的當然是「莫爾島河」。從輕快的長笛聲中，河水的發源開始潺潺而動，冷的和暖的水流交會在一起，而平靜與湍急也逐漸合而為一。

當華麗的小提琴音響起時，莫爾島河以壯麗的面貌呈現在您的心田裡。您幾乎可以隨著音樂想見那悠悠流水在藍天白雲之下，流出森林聳立的山岳，穿過寬闊的草原。您彷彿看見流水彎過那排白樺林，緩緩經過一排樸實的農舍……，當它流向布拉格時，已經有波瀾壯闊的河段。史美塔那的音樂撼人心弦。它帶有一份柴可夫斯基式的俄羅斯憂傷，又有一份日耳曼的矜持冷靜。

而捷克的民族文化好像也正是這樣的色彩。它夾在兩強文化之間：東方是比較鄉野氣息的，質樸而寬闊的斯拉夫天地，而西方卻是比較城鎮繁華的閃耀而稜角分明的日耳曼世界。其結果是捷克人的國民性格也兼具了兩者；身上流的大部分是斯拉夫民族的血液；腦子裡閃動著的卻像是日耳曼民族的念頭。

連史美塔那的曲名也反映出這種混合的性格，「莫爾島河」（Moldau）其實是德文的名字，真正的捷克名字是「弗塔瓦河」（Vltava）。然而在德國強勢文化的影響下，弗塔瓦也只好莫爾島起來。幾年前我和內子麗碧來到布拉格拜訪好友西特伐克博士，品嘗捷克特有的名酒「碧雪洛夫卡」（，酒中有頗濃的肉桂香味），望著弗塔瓦河之粼粼波光，令人感到這世界中的許多荒謬及無奈。

這種無奈感也發生在捷克的歷史上。波希米亞（捷克之古名）常被歐洲的一些歷史學家說成是「玩第二把提琴的」(play second fiddle)，因為它從來不是大國，常常免不了受到鄰近大國的影響左右。遠的不說，有許多目前猶在世的老人家們還親眼目睹了納粹德國的機械化軍團先是挺進了蘇德台區，進而淹沒了整個捷克。而當時所謂的英法列強在英國首相張伯倫的姑息主義催眠之下，猶自半睜著惺忪的睡眼，手還瑟縮在被窩裡取暖，看著希特勒的魔爪伸向東歐。這事件成了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曲。

好不容易二次大戰結束，這前奏曲的回響猶未完全在耳際消失之時，另一齣相反的戲目「布拉格之春」又於一九六八年在此地隆重上演──這次是捷克人不願意被俄羅斯共產主義所統治而發動的反抗。筆者那時正上大學，距離台灣天涯海角之遠的國名「捷克」及當時的領袖名「杜布西克」也因此深印腦中。然而這齣戲還是以悲劇落幕了─該年八月，華沙集團的坦克隆隆地開進了布拉格，鎮壓了當地人民爭自由的意願。再一次，捷克人又被迫拉第二把提琴。而我們要介紹的這位作家正是在這樣有如「定公風，一來一往」的國際大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追求自由的浪潮

米羅斯拉夫．侯祿布（Miroslav Holub，1923～1998）是二十世紀重量級的作家及詩人，但他之逐漸為人所知還是近年來的事，這當然也要「歸功」於前述的那種令人無奈的大環境，而東歐的作品並不容易為西歐及美國世界所知。

侯祿布生於波希米亞西邊的普耳真（Plzen），父親是個在國家鐵路總局工作的律師，母親則是中學的法文及德文老師。他上完中學之後，第一件無奈之事發生了─納粹德國占領了捷克，把捷克大學關閉了。無法上大學，侯祿布只好在火車站幹勞工的工作。

幸好二次大戰結束，捷克大學也重新開業。侯祿布於是進了布拉格的查理大學，先是主修自然科學，後來轉去醫學院。他這時已經開始寫詩了。一九五三年畢業後在布拉格醫院當了一年的病理師，次年加入捷克科學院的生物研究所作研究，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免疫學方面。一九五一到一九六五年他還任一本科普雜誌「宇宙」（Vesmir）的執行編輯。

這段時間捷克當然是在蘇聯共產主義的控制之下，寫科學文章比寫詩要保險得多。不過人性的吶喊總不能永遠憋在胸腔裡，所以當政府略略表現了一點教條上的鬆動時，侯祿布和他的一干朋友們（也包括了前一陣子頗負盛名的米蘭．昆德拉）開始在「五月」（Kveten）上發表詩作來，標榜的是每日生活實況之吟詠，而不是高唱抽象的主義教條（而竟然真有那樣的「詩」，信不信由您！）。

這批詩人描寫了蹲在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劇院的工作人員、普通的醫師等等「非英雄」的凡人，他們覺得正是這些人無私無名的日常工作才是推動人類前進的動力。他們甚至有意地把英雄也貶為「非英雄」。在侯祿布的筆下，那位傳統上認為是麻雀變鳳凰典範的辛德蕾拉（灰姑娘）變成了一位只是每天努力把她份內工作作好的女孩，而她的工作只是挑選豌豆而已！

說起來，這種歌頌普羅大眾的文學本應見容於所謂的「社會主義」政府。不過人性就是這麼一個奇怪的玩意，由於這運動是起源於平民的發動，而不是政府的主導，它竟然就逐漸掀起了捷克藝術家及知識份子追求表達自由的浪潮，而其最終結果便是前述的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大鎮壓。

上帝並沒有死

在此之前，侯祿布在六○年代初期由「不准出國」（因為非共產黨員）而逐漸鬆綁。但他最常去的是美國──在他眼中，美國是一個對比強烈，貧富懸殊（而不是「均貧」），同時住著有最聖潔人格的人們和最褻瀆神聖的壞蛋的地方。他似乎對紐約最著迷，把他所見所聞都寫成詩。他的遊記也記載了報紙上的報導及公共牆壁上的塗鴉之作。他記下了一條大概是憤慨於街上車輛太擁擠的人所噴漆的作品：「上帝並沒有死，祂只是找不到停車位 」（God is not dead. He only can’t find a parking space！ ）

在七○年代，由於他參加了前此的自由化運動而被判禁足，不准在公眾場合出現，作品也從圖書館內被扔了出去。他的日常工作─微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員─也被取消，被改派到臨床及實驗醫藥研究所幹低層工作，而那還是在公眾面前作了「自我批判」之後才好不容易求得的。這樣一直到了一九八二年，他的作品才又重新准許發表，而一九九五年他又得以重返微生物研究所。

侯祿布的作品和其他的捷克作家類似，屬於「淡中有味」型，像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輕」也似乎是這樣的調調。也許這便是經過了這種「無可奈何」的社會制度之後所烹調出來的風格，和他們的老前輩卡夫卡（「蛻變」的作者）的風格頗為不同。不過卡夫卡的身分複雜多了──搞不清楚他應當算是德國人？ 猶太人？ 奧地利人？ 還是捷克人？

但和其他同期的作家比起來，侯祿布的特點是他是一個專業的生命科學研究人員，尤其是免疫學，因此他對生命的基本現象──細胞、病毒、血液、白血球等等──十分熟悉，而他的作品中也就毫不意外地出現這些主題。他應當作為一個科普作家，不過在他寫來都像是科學的哲學詩作，而我們可從平淡中看出一些悲天憫人的情懷來。可笑的是，捷克作家們不願被人當英雄，是故在作品中還要盡力去掩飾一些容易看起來很「炫」的地方。

侯祿布寫的「身後餘生」(The Afterlife) 描寫他在游泳池底擦拭一團被他鄰居槍殺的一隻巨鼠所噴濺的血跡時所產生的幻夢感。血漬把他的思想拉到了生命的基本現象，而他的專業知識又使得他能把這些現象了解得栩栩如生─巨鼠的「本尊」已逝，然而那些細胞卻還不知就裡，仍然在按照本份掙扎著尋找那個自我。我們彷彿聽見那隻巨鼠的自我仍在游泳池裡奔跑呼號：「我在哪裡？我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