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February 19, 2007




摩雷利亞的一場音樂會

侯祿布

這事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也可以發生在任何時間。然而它正是在位於墨西哥西南部的米秋阿刊州(Michoacan)的摩雷利亞(Morelia)。它提醒了我﹐事情向來都是這樣﹕任何地方﹐任何時間。

這是一個『百人團』(註1) 的會議﹐這也就是說﹐我們約莫有50個人﹐來自世界各角落﹐主要來自美洲世界﹐但也有一些從歐洲進口的稀有品種。

這是個有關生態學的會議﹐這也就是說﹐我們之中大約有5個人是生態專業的﹐他們甚至知道生態學是啥米碗糕﹐而咱們這些剩下的人則放射出強烈的生態情緒﹐就像藝術家們應當有的。

這也就是說﹐我們變成了一群既榮耀又肆無忌憚的遊客﹐帶著強烈的文化好奇心﹐散發出謙謙然地發亮的國際光環﹐以及對米秋阿刊民俗的尖銳敏感並兼有再洗禮派教徒(Anabaptist註2)對知識的飢渴感。

一邊放射著咱們的光芒﹐我們在少不了的貴賓留言簿上簽下大名﹐參觀了一連串的教堂﹑聖蹟館﹑彫像﹑破爛蹦跳的路面﹑博物館﹑水渠﹐最後來到一座由老修道院改建而成的文化中心。在擴音器放送出的宏亮歡迎詞中--有如上帝從高處在垂示亞伯拉罕一般--我們被引經了展覽著米秋阿刊舞蹈面具的一樓。這些是在缺乏大量的酒吧以及電視的情況下的某一沉迷於鮮艷舞蹈的部落的傑作。

我們被帶到樓上的現代都市藝術展覽館。這展覽館藏有一群深深地被歐洲帝國主義效應所感染了的本地藝術家及藝匠們的最近傑作﹐其中最大量的是梵谷的受害者﹐也有不少被蒙內刺傷的﹐被匹卡比亞(Picabia﹐法國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畫家)所傳染的﹐被畢卡索殖了民的﹐還有被塔匹斯(Tapies﹐ 西班牙抽象表現派畫家 )所撞壞了的﹐似乎沒有一個平凡而老實的印第安藝術家孑遺下來﹐弄得咱們這一群開了眼的國際人士有許多趕緊逃之夭夭﹐只剩下幾位文化殘障型的因為丟了導游而在修道院徘徊。

於是我偶然來到這個在穹頂走道盡頭的一個龐然大廳。一百張排得非常藝術的空椅子正在等著。在遠處盡頭窗子下面則是一個裝了一團交響樂團的表演台。這是一團小朋友組成的交響樂團﹐有些是黑的﹐有些是白的﹐打扮得很莊重﹐有的戴了髮結﹐有的打了蝴蝶結﹐而指揮則站在最前面。小提琴手的弓已放在弦上﹐黑管手﹑長笛手及其他的吹奏家們則已經把嘴唇貼在吹口上。一位擔任敲擊手的男孩拿鼓槌的那隻手已經舉起。指揮已經把他的指揮棒舉在空中﹐卻以眼光穿過他肩膀下的怪異姿勢回頭凝視著入口處。整個交響樂團烏溜溜的眼珠全看往同一方向﹐紋風不動﹐像煞一座交響樂團的靜物模型﹐有如睡美人剛剛把她自己刺了一下。

但是這裡卻用不著一個國際親吻來啟動這一場景﹕就在我出現在入口的那一剎那﹐那天文時鐘便豁然奏響。

他們開始大拉特拉﹐傾力演奏。眾人之中偶有一粒黑眼珠瞟向入口處﹐那個其他九十九位肆無忌憚的世界文化公民按理應該出現的地方。

有四位出現了﹕其中兩位是被樂聲引誘而來﹐另外兩位則不管什麼音樂﹐只是近乎絕望地在找廁所。

哥序文(Gershwin﹐美國作曲家)被演奏過了﹐在沒有明顯的停頓下﹐約翰史特勞斯﹐拉貝爾(Ravel﹐法國作曲家及鋼琴家)﹐比才﹐及穆索格斯基(Mussorgsky﹐俄國作曲家)如瀑流接踵而來﹐生怕這些象徵性的聽眾會消失掉。黑眼珠追蹤著咱們的舉動﹐而我們則以最有禮貌的方式坐下﹐儘可能涵蓋那些空位--唯一例外是一位急需找廁所的女士--她悄悄地卻又義無反顧地從中央走道撤退出去。

如果不正義的文化壟斷曾經統治了那藝術展覽館的話﹐那麼這裡可以算是一種報復﹕所有的歐洲及美國作曲家們統統被打敗了﹕除了偶爾似曾相識的主調旋律﹐七零八落的節奏﹐及模糊的音階之外﹐沒有多少東西剩下來。

我開始預期他們在穆索格斯基之後會朗誦沙替可夫-謝德靈(Saltikov-Schedrin﹐俄國詩人) 的詩篇及表演里特博格(Rittberger﹐德國溜冰家)的冰上雙重跳。

但是我開始不注意音樂而變成在馳想於世界舞台上。這一群摩雷利亞的小朋友們顯然為這個時刻準備了好幾個月。這些摩雷利亞的小朋友們在未來20年將會記得這個音樂會﹐這個他們生命中的30分鐘﹐彼時也許手中一杯墨西哥酒或膝上坐著個小兒子。這是這群小印第安靈魂以及他們的白人教師的肥腫靈魂的英雄時刻。

他們大多數不會再有外邊來的聽眾﹐不管是國際的或是洲際的﹐甚至連從墨西哥市來的也不會有。不管咱們是誤打誤撞﹐或偶然機會﹐或命中註定﹐不管我們是傾耳聆聽或只是在找廁所﹐我們都是在要全世界來聽這小朋友交響樂團的偉大時刻在這裡。

沒有再比傾聽更重要的事了﹐至於音樂本身是否一文不值倒反而不重要了。

我們坐在那有橘紅色的墨西哥夕陽從窗子流進來的荒謬空曠大廳﹐不是為了百人團﹐而是為了所有對於解決第二流半或第三世界的貧窮飢餓拿不出一點辦法﹐但至少還能聽﹐真正能聽的人們。他們的聆聽可以激發那些在黑頭髮上打蝴蝶結而就算她們老爹不會在兩年內把小提琴拿去典當就是再練上一百年也不可能到卡內基音樂廳去表演的女孩們十到二十分鐘的中等快樂﹐或是因為美國太遙遠而將來只會消失於玉米田中的小男孩十來分鐘的驕傲。

因此我就坐在那裡﹐像個極感興趣而富含深切關懷的大石頭﹐用最深的熱忱嘗試來中和掉那大廳上基本上的空虛。

在聽『阿萊城姑娘』(L'Arlesienne﹐比才名曲)時﹐我突然領悟到﹐這並不是一個個別或需要人們垂憐的情況﹐而是一個既尋常又具有代表性的事情。藝術最基本的要素不就是永遠不可能達成而令人心悅誠服﹑永不完美嗎﹖所以我們只不過是滿懷好意的大石頭也不是什麼不得了的事情。即使他們有些明顯的﹐甚至是惱人的小錯小誤﹑誤導﹑不諧調﹐我們仍然興高彩烈。因為這音樂是由一群善良的好人在演奏的﹐所以我們是為善良的好人鼓掌而不是為了他們的藝術。

所以我不過是在幹我常幹的事﹐只是這在這裡變得更重要。在《布羅卡之腦》(Broca's Brain)一書中﹐卡爾 沙根令人信服地論說了﹐宗教感是基於既真實又確鑿的出生前及出生後的經驗﹐但它同時又是模糊不清而且抗拒正確的回憶。而我要加上﹐文化的感覺及行為是與一個嬰兒的無助狀況有關。它想要與最鄰近的人類接觸﹐鑒別媽媽的心跳﹐隨著他人所施的刺激來改變它的為人處世方式﹐而於焉被在這個他能感受到而被稱之為『家』的小小宇宙裡的人們言行所定型了。我覺得文化和人類互親的關係大於其他價值觀﹐與小孩子們﹑他們的游戲以及麻煩之關係大過它與長鬍子的大人們之間的關係。

是故我們在這一間空曠大廳的情況就類似一個文化原型﹐這原型持續了半個鐘頭。其後我們就被咱們的導遊發現了﹐是被那位終於找到了廁所的女士所出賣的。她和其他的國際人士們認為﹐這場音樂會侵害了我們的自由﹐而對藝術家而言﹐還有什麼比自由﹑有靈性的遨遊及晚餐更重要的呢﹖

我可不認為這樣。我認為沒有敬意及善意的自由不會有什麼出路。不過我們確實也該走了﹐一來是因為民主原則就是由多數來決定﹐二來也因為只有一部巴士在等我們。

我們躡手躡腳地站起來﹐沿著牆壁緩緩走向門口。太陽已經變成紫色﹐而交響樂團則演奏著隱約類似雷納多伯恩斯坦(Leonardo Bernstein﹐美國作曲家)但卻完全荒腔走板了的『西城故事』音樂﹐從這古老修道院的陰暗走廊飄了過來。孩子們繼續演奏著﹐指揮繼續指揮著﹐也許只因為孩子們繼續在演奏﹐即使在寬闊大廳中一個聽眾也沒有﹐甚至連一隻老鼠也沒有。

音樂在走廊上響著﹐在白天的樓梯﹐夜晚的樓梯﹐在膳堂﹐也在衣帽間的印第安服飾中迴響著。它聽起來頗有勝利感﹐不過這點我不太確定﹐這年頭咱們周遭多的是勝利的噪音。

我們也可以說它聽起來像是我們全被溫和地擊敗了﹐包括伯恩斯坦在內。

王寶貫/譯

註1﹕『百人團』(Grupo de los cien; the Group of One Hundred)﹐一個由作家﹑藝術家及科學家組成的國際環保團體。顧名思義﹐其成員應有百人。
註2﹕再洗禮派教徒(Anabaptist)﹐16世紀流行歐洲的一些激進的基督教改革派﹐有不少派別﹐但基本主張反對給嬰兒施洗﹐因為嬰兒根本不知洗禮是什麼。他們認為應等到人成年以後心智成熟後受洗才有意義。他們當時受到主流教會的不少迫害。目前美國的阿米希(Amish)教派據說也是再洗禮派的餘緒。


這世界最令人心煩意亂的現況之一就是存在富國與窮國的強烈差距。富國好像一切都佔上風﹐不僅國民平均財富高﹐也因財富而使得各項建設普遍地較為進步﹐國民也較有餘裕從事文化建設。但是副作用之一便是容易高傲自大﹐好為人師﹐喜歡指斥經濟較差的國家『落伍』之處。

但同時窮國(也多半被稱為『落伍國家』)由於經濟差距也產生了自卑感﹐處處要向『前進』國家看齊﹐包括丟棄了原有的一些文化寶藏﹐而專以模仿富國文化為進步的指標。本文所指的一些『藝術』就是這一類的。當然這些窮國也有『博物館』之類的地方收藏本國舊有文物﹐不過『博物館』的東西幾乎就是等於平常『沒人管』的東西﹐而不像是『現在還在活』的東西。窮國應向富國看齊的是經濟社會制度以及為了維持這些制度所應有的文明習俗﹐但這不應包括把原有藝術文化一股腦兒堆到博物館內。

一般的『國際人士』都會寫些冠冕堂皇的恭維話﹐侯祿布這篇卻是比較坦誠些﹐令人看了不知該哭還是該笑。文中有些地方看似取笑﹐骨子裡有些哀傷﹐也許捷克人也常處在較窮較弱的地位(雖則文化並不落伍)因而較能理解同情。他描寫的『富國外賓』以及『窮國官員』的心態我們似乎也能理解﹐因為台灣也走過(或許某些方面也還在走)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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